农村金融市场恰似“沃野藏金”|-国务院扶贫办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是第四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进行的首场分论坛所讨论的主题。在现场发言的嘉宾中，除了中国本土的银行业专家之外，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首席代表南书毕、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NathanM.Belete、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农村金融主管吉乐等多位国外专家学者，他们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在分论坛上详细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足见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之大、吸引力之强。

近年来，中国在农村金融市场培育和开放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此，南书毕表示，联合国非常赞同并支持中国政府能继续朝着这个道路走下去，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他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未来的市场规模甚至可达1.3万亿元人民币；商业银行应当尽早全面进入、并且充分开发农村金融市场。他还不无鼓励地说：“如果在墨西哥农村银行可以发放不超过相当于人民币3500元的小额贷款，那么您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采取行动呢？”

当前，在我国银行业中，农信系统银行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1%左右，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发展力量。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为例，截至目前，其总资产已达1500亿元，营业网点数量超过1500个，在上海的每一个镇上都有分布，规模已十分可观。

但与此同时，与目前规模不相匹配的是，农信系统银行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仍略显不足。对此，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行长侯福宁用“有作为、无地位”加以概括。他解释说，所谓“有作为、无地位”，是说农信系统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做出贡献的同时，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市场地位；原因在于原有的农信系统是分散的，虽然总体规模不小，但单体影响力没有得到凝聚，因此呈现出上述现象。

资金外流问题首当其冲。对此，侯福宁列举了两组数据。其一，据他了解，2005年我国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0元，而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万元。其二，当前农村金融机构存在比为56.3%，比全国大概平均低了13个百分点；农村地区贷款的年增长是9.7%，比全国低了6个百分点。这两组数据表明：虽然我国农村人口多、地域广阔，但占有的金融资源却十分有限；从整体而言，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人才外流问题亦比较严重。在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意识中，曾有过一种误区，即人力资源成本低是农信系统在竞争中的优势之一。对此，侯福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风险定价是银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规律，即风险越大，贷款价格越高；对于人才亦应如此，从业人员面临的风险越大，收入也应相应提高。农村银行、中小银行的风险相对较高，在吸引人才时就不应强调低成本。近几年，高校毕业生不愿意投身农村金融工作、许多高级人才亦从农信系统银行中外流的现象，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吸引人才方面，农信系统银行更应舍得投入。

此外，服务功能和产品的匮乏，也是问题之一。农村金融机构原来很多都比较小，许多事情做不成；现在变大了，很多事情就可以做了。但尽管如此，跟经营了十年、二十年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同时，在市场准入机制上，许多“一刀切”式的规定，也给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造成了不利环境。因此，提供更为丰富的农村金融产品、加大农村金融服务的力度，是当前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

面临诸多问题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仍不失其魅力，原因在于其巨大的市场潜力。而现在最需要的，吉乐认为是“一场变革”，即进一步开放原先规模比较小、发达程度比较低的农村金融合作市场。对此，吉乐工作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合作，提供了两种可行的途径，一为小额贷款公司，另一个是村镇银行。这两种方式，都可为小型金融机构打开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大门。

虽然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有所减少，但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多。这种需求的存在，为私营小额信贷公司的创立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土壤”。据吉乐介绍，小额信贷公司只贷不存，目前在内蒙古、陕西、四川等地已经有了5个试点。另一种方式被称之为村镇银行。与小额信贷公司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有完整银行执照，可以吸收公众存款。

对于无法吸收存款的小额信贷公司而言，资本从何而来呢？据吉乐介绍，创立小额信贷公司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是向私人资本开放的，即没有政府股东参与，而是由私人投资者创立。目前试点中的小额信贷公司股东数量最多达到5个。与此相对，村镇银行则要求至少要有一家现有的银行金融机构参与，而且最低要拥有20%的股权。到目前为止，这些银行金融机构都是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此外，单一自然人股东占股比例不能高于10%，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村镇银行的优势在于允许吸收存款，而且有完整的银行行政许可，尽管是在初级的试点阶段，村镇银行仍然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两种途径又各有不足之处。小额的信贷公司存在基金不足的问题。村镇银行的局限则在于股权限制，对这些金融机构来说，20%的股比下限让其在投资时产生犹豫；而自然人股权上限的设置，让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亦有所降低。

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农业保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据介绍，从洪水、干旱，到冰雹、霜冻，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着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有关数据显示，仅旱灾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就在农业自然灾害损失中占到了52%之多。近年来，我国农作物的受灾面积由于气候条件的变化，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多，损失的农业产值也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农业保险的保费总额却不足整个作物产值总额的1%。保障水平低、保险手段单一，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一只“短板”。

长期专注于此项研究的Belete在发言中认为，目前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作物的保险是非常有限的。据他介绍，在实践中，中国的保险公司往往根据不同的作物来提出不同的费率，而非根据区域之间的分布来进行费率的调整。这样一来，有可能在某些地区投保人支持一定的费率，但并不一定可以完成全面的保险覆盖。

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继续采用增加补贴的做法，来弥补农业灾害带来的损失，那么未来的成本之大，可能令人难以承受。Belete预测，其成本大概可达7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还会随着作物产量的上升而继续增大。据此，Belete认为，中国农业保险面临的挑战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技术能力，第二是财力问题，第三是缺乏适当的法规挑战，第四是公众对农业险的认识非常有限。

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Belete还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的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他说：“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为了开发出好的保险产品，我们是需要获得精确的数据，风险评估对保险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保险是一个组合问题，必须要用组合的眼光来看待保险。此外，整个行业要用什么样的结构组织起来的问题也十分重要，不同的保险公司要在其中承担起不同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