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感伤的土地：石漠化面积达981．1万亩，喀斯特地貌占总面积的73％。要在这样一个贫困人口最集中、自然灾害最频繁、生态治理难度最大的岩溶山区建立试验区，难度空前巨大

　　编者按：在贵州“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即将迎来2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程赴毕节采访。毕节各族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大力支持下，按照胡锦涛同志当年为试验区提出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报从即日起推出“毕节试验区”特别报道。

　　引子

　　 海雀村的变迁

　　“现在肚皮填饱了，儿子和姑娘上学，暂时有点困难，但政府给了扶贫贷款，我再多喂点牲口就不怕了。”吴忠美从箱柜里翻出十多套做

　　工精细的服饰，让记者欣赏她的手艺。丈夫朱维富接着说：“像我们海雀一样的贫困村多得很，关键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满山遍野的华山松郁郁葱葱，一万多株漆树正在割漆卖钱。全村森林覆盖率由20年前的5％提高到67．3％，户均拥有林地52亩，村万亩林场测算价值3000多万元，人均39500元。

　　这仅仅是海雀村从寸草难生的石山上创造的财富。比这笔财富更显重要的是，“一家有事十家助，少生娃儿多种树”的民谣在海雀村早已深入人心。

　　这个地处海拔2300米的苗彝村寨，即便在贵州最贫困县的赫章，依然有“第三世界”之称。这里山高坡陡，土地零星破碎，耕地全为旱地，是黔西北典型的广种薄收极贫村。

　　直到22年后的今天，海雀村的人们依然对过去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记忆犹新。

　　“生活条件是最差了，差得有些时候架起锅无米下锅，就是一颗粮食都没有的时候都有。”老支书文朝荣回忆说。陷入痛苦记忆中的文朝荣眼眶湿润，他显然已经不愿过多提及那段生活。

　　1985年4月，新华社记者刘子富来到海雀村，眼前所见让他“一下子惊呆了”。

　　他写道：在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

　　这篇不足千字的报道作为新华社内参，很快被送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案头。他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贵州省委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在毕节地区加大扶贫工作力度。

　　不久，受中央委派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他在上任的第八天，驱车前往大山深处的海雀村考察。被这个极贫村催生的思想开始萌芽。
赤贫催生的思想

　　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地理地貌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在地处偏远的西北甘青高原游牧民族区和西南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区，上世纪80年代集中了全国的592个重点贫困县，贫困人口将近全国一半。西北的缺水使人与自然矛盾激烈；西南则面临着人地矛盾和人口压力两大难题。

　　位于云贵高原结合部乌蒙山麓的毕节地区，正是西南贫困带的核心区域。这里人口压力极大，每平方公里至1987年已达218人，远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生态环境十分恶劣，1987年全区森林覆盖率仅为8．53％，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无限制的平面垦殖使石漠化程度不断加大、耕地破碎、植被稀少，陷入越生越多、越多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因此，这里曾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海雀村无疑集中反映了贵州人地矛盾尖锐的现状———以食为天的农民们不断向植被少得可怜的山头举起锄头和刀斧，不少地方陷入“人增、耕进、林退、水土流失、岩石裸露、石漠化”的窘境。

　　从1985年春到1987年下半年，在两年多时间里，贵州省党政班子一直在探寻当地脱贫致富长远的发展模式。在广泛调研及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应该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走非传统模式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正当省委一班人为改变贫穷落后现状探索新路的时候，中央下发了1987（5）号文件。这是中国改革进程向纵深发展的关口适时推出的一项举措。文件明确规定：允许地方在总结经验、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方案，经过批准，建立综合改革试验小区。区内可以突破现行的政策和体制，封闭运行，成功经验经中央认可后推开。这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提供了政策支撑。

　　第一部分

　　石漠地带上的试验区

　　先解决吃饭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沿海沿边地区各显神通，各种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园区等如雨后春笋般争先出现。如何先富起来、人人争当“万元户”成为国人的热门话题。而在偏僻的毕节，当地党政官员却在为百姓的温饱和生存环境问题辗转难眠。

　　这是一块关键的土地：因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流域，位于黔西北的毕节地区被称为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这又是一块感伤的土地：石漠化面积达981．1万亩，喀斯特地貌占总面积的73％。要在这样一个贫困人口最集中、自然灾害最频繁、生态治理难度最大的岩溶山区建立试验区，难度空前巨大。

　　有资料记载，建立试验区以前的毕节，每年需国家调进1．5亿公斤粮食，帮助580多万人民填饱肚子。那个年代，生活在石漠地带上的毕节人，往往是“种了一坡，只收一箩”。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的剧增而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贵州的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试验区。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同日，贵州省委、省政府在毕节召开试验区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
三大主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胡锦涛代表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毕节试验区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要任务。虽然在报请国务院批准时为避免名称太长，将试验区定名为“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但自试验区创立的那一天起，一直是按这三大主题并行推进。

　　按照规划，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开发扶贫是以反贫困为重点，开发与扶贫并重，开发是为夯实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扶贫是让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态建设是以环境保护和治理为重点，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要举措，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口控制则以人口数量控制为突破口，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不断进步。原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杨继红在其新著《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里如此阐述：“开发扶贫的核心是启动价值规律，生态建设的要害是取之有道，人口控制的关键是教化民众。”

　　当时，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把贫困、生态、人口问题统筹考虑，并制定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围内实施，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试验区三大主题以及围绕三大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薛永应教授认为，试验区对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发展系统进行了通盘考虑和统筹安排，这一超前的探索和实践，正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多次强调的科学发展观的雏形。

　　第二部分

　　探索科学发展新路子

　　试验区三大主题中的开发扶贫，就是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这是尽快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搭乘“西电东送”快车

　　毕节的资源开发始于煤矿开采。全区至今有地县国有和乡镇煤矿524处，总设计生产能力为1956万吨／年，农用煤矿（地县批准）450处，设计生产能力达500万吨／年。2003年，全区共生产原煤1815．8万吨，实现煤炭产值124990．73万元；煤炭税费收入31193．6万元，居全省第二位，煤炭开发作为财政支柱产业的地位已逐渐凸显。

　　然而，煤炭挖出来以后，如何运销出去成了一个大难题：毕节地处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如果按照传统的输出资源的发展模式，必须大量建设铁路和高速公路，而毕节山高谷深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建设大交通将耗费巨大的资金，还将占用极为稀缺的耕地、破坏自然地形地貌、从而加重水土流失。在这一条件下，毕节抛弃传统的输煤模式，另辟路径，大量吸引外来资本在本地建设火力发电厂，将丰富的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变输煤为输电，变销售原材料为销售加工成品。

　　除了煤炭资源外，毕节水资源非常丰富，水力发电前景广阔。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的热情推介下，通过积极的招商引资，国内大型能源开发企业如国电、国华、华能、兖矿等纷纷进入，开发项目有煤有电，投资规模可观。

　　2001年11月，位于毕节黔西县与织金县交界的洪家渡水电站开工建设，标志着“西电东送”工程拉开帷幕。同时，国家首批七个“西电东送”工程主会场均布点毕节。发源于毕节威宁县境的乌江是我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之一，按照开发规划，其干流将于2010年内建成10个梯级电站，其中有4个位于毕节境内。

　　截至2005年，毕节地区火电、水电装机容量超过500万千瓦，2007年将超过800万千瓦，2010年将超过1000万千瓦。目前，全区火电、水电项目建设已完成投资超过200亿元，承担了黔电送粤800万千瓦电能的80％。毕节的煤炭资源和水资源，正在通过环保的途径转变为经济优势，兼顾了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的两大目标。

    撬动第三产业发展

　　为了延长产业链条、最大限度实现煤炭资源的深度开发，毕节启动了煤电联营的煤化工产业。由全国工商联推荐的知名民营企业承担了前期科研投入，目前当地正在与主攻清洁能源开发的新奥集团洽谈合作，吸引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记者一行访问了华电集团大方发电有限公司，据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建生介绍，公司目前每年纳税额2．6亿元，4台30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后，每年将从本地采购314万吨原煤。由于当地大批小煤窑被关闭，目前电厂存煤不多，煤炭资源很紧张，价格上涨很快，目前煤价已涨至每标吨380元，地方收益可观。

　　能源建设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黔北电厂为例，除直接拉动煤炭运输业的发展，还间接地带动了汽车维修、汽配经营、加油站点、餐饮、娱乐、服务等行业发展，记者在金沙电厂附近看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化商业网点已经初具规模，即便是在刚完成一期工程建设的大方火电厂，由于大量工作人员的到来，使本地农产品增值，原来3毛钱一个的土鸡蛋现在卖到了6毛。

　　在能源建设的拉动下，毕节经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乡经济日趋活跃。据统计，2005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231．0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74．31亿元，第二产业87．99亿元，第三产业68．72亿元；完成财政收入34．8亿元，其中地方收入完成15．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93亿元，同比增长1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7210元，同比增长21．2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76元，同比增长9．33％；全区金融存款余额170．63亿元，同比增长0．85％；新建和改造通村公路1953公里，县际公路改造顺利推进；建成各类人畜饮水工程239处，解决农村22．04万人的饮水困难，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29万亩。

　　随着前述重大工程的推进，预计到2008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由2002年的23亿元增加到50亿元，第三产业将由2002年38．86亿元增加到98．14亿元，其比重将由目前的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三大产业结构的比重将由目前的“一二三”转变为“二三一”。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吃山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毕节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生态恢复和治理工作。资料显示，1988年至今，全区森林覆盖面积从601．8万亩增加到1284．4万亩，覆盖率从8．5％增加到35％，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15平方公里。

　　在毕节采访，干部群众对于“五子登科”都能脱口而出：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种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这是试验区启动初期的一大实践成果，此后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毕节生态建设的模式———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的维护和培育有机结合，遏制水土流失，优化生态环境。

　　这正是毕节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吃山”思想转变的体现，“生态建设”这一现代名词，已经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季，声势浩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农民都自觉自愿参加。“3356工程”、“长防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的骨干工程均取得重大成果；各小流域的山、水、林、田、路等综合治理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毕节在生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在其论著《从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看西部大开发》中如此总结：“对毕节地区来说，GDP是重要的，但GDP不是惟一的，发展应包含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只有保持好，才能持久依靠。”
“抓计生就是抓经济”

　　对人多地少的毕节来说，深化一切改革的关键，一是靠人，二是靠人的素质。遵循这一特殊规律，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的试验区人口工作取得重大改观。资料显示：试验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8年的21．29％下降到8．45％；十余年间共兴建改造希望小学、职业中学50余所，培训各类人才近20万人。

　　在贫困落后地区，“越穷越生”是一种现实而尴尬的现象。

　　据当地媒体报道，毕节市朱昌镇王家冲村的聂绍顶、聂绍银两兄弟，为了多生几个孩子，躲避计划生育跑到昆明打工。直到村里向他们发出计生通知并告知奖励帮扶政策后，兄弟俩才回乡，并办起了“农家乐”。2005年，“农家乐”收入10万余元。经营场地不够，村里投资6万元在河边搭起棚屋，给聂家兄弟免费使用5年。而他们也带动了10多户乡亲为“农家乐”养鸡、养猪、推豆腐，大家都增加了收入。

　　从传统的主要依靠处罚抓计生到今天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服务”搞计生，使试验区的人口控制实现了大步跨越。19年来，全区少出生人口达112．06万人。

　　“用本领挣钱”

　　“提高农民收入，一定要发展农村教育。”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厉以宁教授多次表示。他强调，关键是要让农民有增加收入的本领、就业的本领。

　　尽管毕节的社会教育资源和教育培训阵地还相对落后，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展领域、整合资源为农民增收致富还面临诸多困难，但招工扶贫的做法却让当地人尝到了“用本领挣钱”的甜头。

　　2004年7月17日，在织金县政府大院聚集的70名青年农民工，在县领导和亲属的祝福声中启程前往福建泉州某公司打工。此前不久，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带领30余家民营企业组成的扶贫考察团来到织金。目睹贫困现状，心情沉重的黄孟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扶贫方式———招工扶贫。在“输送一人，脱贫一户，影响一村”的原则下，有组织输送农民外出务工，通过全国工商联动员民营企业接纳，由工商联先期垫付路费和培训费，对其进行专门培训。黄孟复认为，招工扶贫是解决农民脱贫和增收的一条直接而有效的途径。据统计，截至目前，仅织金县共有5864人接受贵州省工商联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由全国工商联有效组织到沿海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达3160人。

　　织金县职教中心则是招工扶贫的创新模式，由党校、职中、技校、农广校、卫生职校五校组建而成。经与县内农业、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它行业联合，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前景和空间得以拓展。“过去外出打工是‘吃饱肚子，挣点票子’，现在读书再出去就是‘换了脑子’。”从中心毕业出去的农民工这样对记者说。在“招生即招工，进校即进厂，毕业即就业”的办学理念下，这所大门两侧对称地挂满十余个“子校”牌子，看似很杂的学校每年承担着4000人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输出任务，被视为织金惟一的“大学”。
第三部分

　　盘龙出乌蒙

　　毕节试验区成立19年来，粮食总产量从1988年的103．83万吨增长为2006年的250．52万吨，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26元增加到2043元，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基本遏制。全区经济增长均速达10．1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达270．61亿元，跃居全省第三位，成为贵州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单从纵向比较，毕节的进步确实不小，但放在全国范围来看，其目前的总体经济实力仍然很薄弱，居民生活水平还谈不上富裕，需要追赶的距离还很长。有关专家认为，在行政观念上，部分干部片面追求经济产值和地方财政收入，过于热衷上大项目，一些污染性厂矿尚未关闭或技术改造，导致局部生态环境仍遭破坏。此外，教育改革仍未彻底，人口素质尚未实现更为有效的提高。

　　以新气象“走出去”

　　今年6月7日，来自四川泸州的10余家房产企业走进毕节。此前，毕节地区赴广州召开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共推出涉及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开发，城建和农业等领域的投资项目112个。

　　种种迹象无疑都传播了一个信号，毕节正在从招商引资上寻求突围，而位于其两翼的成渝试验区和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圈，作为当前经济较为繁荣的重要发展区域，正是毕节需要融入的绝佳圈子。

　　在去年底的一次干部动员大会上，毕节主要官员表示，毕节要靠通路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经济圈成功跻身中国第三新特区，无疑将刺激毕节试验区在新起点上推进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配合总体战略的实施，毕节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步伐。全长246公里、总投资19．9亿元的贵毕高速公路，已于2001年建成通车。虽然这条按国家2级标准建设的“高速路”仅有两车道，却是毕节赖以发展的主要通道。此外，黄织铁路已开工建设，预备建设的厦蓉高速公路清镇至织金段即将上马，民用机场业已立项筹备。目前，通讯网线可直达世界各地及国内1800多个城市，昔日的边城已经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蛰伏的乌江正以蛟龙出海的气势面向世界。

　　“走出去”与“引进来”

　　融入也需要主动出击，在厉以宁教授看来，在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改制的背景下，毕节要正确认识到民营企业家的作用，大胆引进民营经济。不仅引资开发煤炭和水电资源，也开发具有相对特色的农业和畜牧业。

　　从毕节地区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落后地区经济要很快上去，必须准确找到一个带动本地区发展的经济主导部门。主导部门在哪里？通过调研，厉以宁发现，近期采煤和发电可以成为带动毕节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而从中长期看，主导部门应转到煤化工。采煤当然可以对近期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但煤作为燃料发电或运到外面去销售，毕节仍然是生产原料的地区。假如这里在产煤的同时也发展了煤化工，煤的附加值就增加了，所以毕节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应该是煤化工。厉以宁认为，毕节的当务之急是摆正观念，懂得“肥水要流外人田”的道理，积极创造市场，从沿海引进企业，大胆培育新型民营企业家，这对于整个经济，包括资源的开发到主导部门的建立都有好处。

　　改变短腿的非公经济

　　然而，“肥水要流外人田”的道理，在织金却演绎了另外一种尴尬：当地钱不办当地事。据织金县工商联调查显示，因几无金融支持和担保，且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全县21亿储蓄额竟有15亿外流。

　　要大胆培育新型民营企业家，这对于毕节确实不是一件易事。

　　记者从贵州省工商联主编的贵州民营经济发展蓝皮书中发现，近年来毕节的非公经济投资微乎其微，造成经济失衡发展。排除数量众多而能耗高、污染大的煤炭企业，绝大多数非公企业规模小，管理粗放，创新能力差，科技含量低，甚至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而政府诚信缺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及资金瓶颈制约依旧是非公经济的三大危害。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过分强调抓大型煤电项目的争取与建设，导致对非公经济的发展重视不够。这与试验区建立初期提出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多渠道开发扶贫”相去甚远。蓝皮书如此阐释。

　　提高认识，解放思想依然是这个一开始就被要求“放开去干、大胆去闯”的试验区不变的话题。在蓝皮书中，毕节地区工商联提出了“解放思想，就是要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的建议。记者获悉，为切实解决政府部门越位错位不到位的问题，地区主要官员在近期召开的全区非公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要“责任到人，重塑政府形象”。而由基层信用联社开展的小额贷款和信用村体系建设，已经在解决那些有知识、懂科技的农民想创业却缺少资金的问题上初显成效。

　　第四部分昭示未来的社会理想

　　1988年4月，北京三里河贵阳饭店。胡锦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支持。中共中央统战部遂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专家赴贵州进行了为期13天的考察。这次考察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次年9月20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专门成立了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亲自担任组长。

　　按照规定，试验区的每届顾问组分别由来自煤炭、电力、化工、农业等方面的15至25名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能是帮助毕节制定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根据毕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时提出建议和意见；帮助寻求外部支持；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调研，提高扶贫成效。专家组常务副组长、中国农业大学常近时教授将这一工作方式概括为9个字：“出思路、跑联络、搞协调”。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协调下，民主党派、工商联发挥其政治优势、高层优势、专业优势、智力优势及资源优势，以支持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为接口，以智力帮扶为载体，形成了一个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

　　顾问组发挥高层智力优势，高屋建瓴为试验区解决战略性的问题，是民主党派、工商联帮扶毕节的一种主要形式。其中，开展扶智工程进行智力支边是最富成效的工作之一。通过培训干部，提高素质，更新观念，改变了人才结构。目前，试验区的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体系已逐步建立；干部教育体系及规划亦在推进之中。经顾问组牵线搭桥，试验区已与北大、清华等名校建立联系，着力培养领导干部。“顾问组是民主党派、工商联与试验区对接工作的桥梁和纽带。”曾由农工党中央到毕节挂职行署副专员的刘峻杰说。

　　利用顾问组人才济济的优势，毕节正在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加大智力资本投放力度，加快区内人才培养进程及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对路的劳动力的步伐。在刘峻杰看来，这正是遵循了“扶贫先扶智”的思想———从毕节的实际情况看，技术落后、管理落后，劳动者素质较低是导致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进行智力开发，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又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

　　据毕节地委统战部统计：从试验区成立至今，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开展了对试验区8个县（市）的定点扶贫工作，截至目前，已为当地争取和引进智力支边项目400多个，项目资金近3亿元，引资、捐资近7000万元，兴建、改造希望小学、职业中学40余所，培训各类人才10万余人次。

　　各民主党派不但参与了具体的帮扶工作，还帮助政府制定整个地区的发展规划。200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毕节时指出：“毕节试验区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成功典范。”

　　第五部分走向可持续发展目标

　　毕节试验区倡导和实践的三大主题，直接秉承了20世纪下半叶诞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精神实质，或者说，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是中国人顺应世界潮流，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探索，其主题和经验本身就是这一崭新理论的内容和成果。

　　可持续发展观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但是它的酝酿与形成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寂静的春天

　　1962年，一个名叫雷切尔·卡逊的女生物学家出版了专著《寂静的春天》，立即在美国工业界、政界和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她书中的观点展开的争论，直到两年后卡逊在精神和病痛双重折磨下辞世仍然没有停止。

　　卡逊在书中揭露五六十年代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给美国乡村、森林、河流造成的生态灾难。她用寓言式的笔触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坚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声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

　　而造成这个寂静世界的罪魁祸首，是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并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杀虫剂DDT。卡逊女士却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论证，揭示出这些剧毒农药对动植物和人类深层而持久的危害。卡逊因此遭到了以农药制造商为代表的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和围攻。他们雇佣一些学者反驳她的观点，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对这位女科学家进行人格的侮辱和谩骂。卡逊奋起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精神唤起了人们的良知和对生态恶化的关注。肯尼迪总统呼吁国会展开调查，从此美国开始对杀虫剂的使用制定标准并进行立法。

　　DDT只是工业时代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标志性产品之一，有趣的是它的发明人曾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卡逊女士关注的显然不仅是杀虫剂本身，而是整个工业化生产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她由此启迪和开辟了人类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新境界，这就是方兴未艾的生态和环境保护。不仅如此，卡逊的贡献超出了生态学的范围，具有人类学的价值。因此，人们也把她的著作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划时代意义相媲美。

　　当我们的目光转向同时期的国内时，很难想象正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农村会上演卡逊描述的环境悲剧，但是，这一幕的确发生了，而且是在纯粹农业经济的地域。海雀村在偏僻的西南甚至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都不是特例。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大山深处的村落，曾经有成群的野鸟飞翔和鸣唱，后来这里却变成了一片静寂的石漠世界。使用原始工具直接向山林索取食物的海雀村与采用飞播技术的美国乡村相比，这里的寂静更可怕。

　　增长的极限

　　就在《寂静的春天》问世十年之后，又有两部标志性的著作出版：一部是《生存的蓝图》，是一群英国科学家根据世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所写的研究报告；另一部是罗马俱乐部成员所著的《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运用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提出的全球模型，对影响人类发展的各种因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动态分析，最终确认决定和限制全球增长的五个基本要素———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他们得出结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100年中发生。”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耸人听闻，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进一步提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

　　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首次运用指数增长的概念对人口、粮食、经济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进行考察。他们发现，指数增长似乎总是在暗示着古老的波斯寓言：当精明的波斯商人要求国王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上第一粒米，然后按倍数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惊人的。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中国政府实行人口控制之前，人口的增长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毕节地区在1980年代之前尤其明显。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织金县总人口327810人，1964年第二次普查达到407716人，1982年第三次普查该县人口总量陡增至713640人，不足3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还多。与此相对应，织金的人口密度也由一普的114．3增加到三普时的248．8，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空前增加。这大体上是1985年之前的状况。当时，工科出身的省委书记只要掐指一算就不难预见到毕节人口的“波斯棋盘”效应。这是他下决心把“人口控制”作为试验区三大主题之一的直接动因。试验区的实践证明了他的远见，18年间，毕节人口少生了200万人，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有趣的是，1985年中国社科院编译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没有极限的增长》，选自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朱利安的观点与罗马俱乐部针锋相对：人类的资源是无限的，生态环境日益好转，粮食问题将不成问题，人口将在未来自然达到平衡。西蒙被称为乐观派。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交锋，恰恰说明，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成果。

　　人类可持续发展纲要

　　“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这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的作者布朗先生引用“联合国环境方案”中的一句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成为全人类普遍的共识。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心声。在会议通过的《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中，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要求以国际合作来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宣言还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且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会议通过的另一个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

　　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参与了《21世纪议程》的制订，并且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迅速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在全国颁布。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发展战略，表明了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2003年7月，我国又制订和发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这表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从主题试验到国家战略最终变成全民的行动纲领。

　　毕节试验区在中国贫困地区进行的科学发展试验和探索，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为我国制定适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现实依据；就其区域性整体推进的范式和鲜明的东方社会特征而言，毕节试验区的主题经验无疑是对人类最新发展科学的突出贡献。随着毕节试验区建立20周年日子的临近，国际有关机构和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个特殊意义的区域，不仅由于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早期治国理政思想的生动实践，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里也看作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麻窝村：毕节的缩影

　　“走路不湿鞋，吃水不用抬，洗衣不用手，烤火不用柴；房上有‘锅盖’，家中有钱财，腰别大哥大，屋头有电话……”织金县麻窝村村委会院子里张贴的新农村建设“五字歌”，是麻窝人自己写的。

　　四面环山，天坑底部，囊括了麻窝村的生存环境。10年前，这个村人均粮食不足150公斤，人均年纯收入不到500元。

　　不过，正是天坑里丰茂的植被和温润适宜的气候，给麻窝人带来了发展机遇。在当地率先种出早熟玉米的陈启远放弃城里建筑包工头的工作，带领村民发展起种植、养殖业，并探索出了一条“绿肥—养猪—沼气—果蔬”的农村循环经济发展路子：先种绿肥、绿肥晒干打成粉、草粉拌生料喂猪、猪粪发酵成沼气、沼气烧火点灯，沼液可喂猪、沼渣可肥田和浇果树。以农村家庭为载体，以绿肥为基础，养殖为关键，沼气为龙头，增收为目的，在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一体化的过程中，走农村能源循环转化利用之路，通过每个环节的增收节支，集合成生产链条的整体效益，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和谐统一。

　　今日麻窝，水泥公路直通村寨，硬化便道连接每家每户，瓷砖贴面的砖混房屋独立成院，花草树木点缀其间，自来水、电灯、电话、电视机、汽车、摩托车、手机进入农家。去年全村人均收入2700元，部分农户年收入已超过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