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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家门 跳出农门 跨越省门国门 农民致富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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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13 |
| 2003年成绩转移农村劳动力245万人，创历史最好水平，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6％，占富余劳动力总数的53.7％，创收65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362元。
2004年目标 农村劳动力转移要达到35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00亿元，力争在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劳务输出的市场对接、保护农民外出打工积极性、拓宽转移领域和强化各项保证措施五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有关农民工这样的表述。
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停在一般号召和一般抓法上，必须采取超常规措施，为农民走出“家门”，跳出“农门”，跨越“省门”和“国门”，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的战役正在全省展开。
131万农民富在别处
省政府在3月1日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意见》。农民工只要凭身份证和劳动力档案即可进城务工；除哈尔滨外，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在居住地登记落户。进城就业农民工25条政策措施，填平农民进城务工的沟沟坎坎。
之前，已经有不少利好政策：2月27日，全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将今年定为农民工维权年，突出抓好签订规范合同、加强维权检查、落实维权责任三件事，做到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人听、有人管、有人为之伸张正义；启动百万农民工培训工程，围绕市场需求量大的建筑、制造、家政、餐饮、酒店、保安等六大类工种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急需的特殊技术工人开展培训，使每人掌握1～2项非农职业技能。
2月9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文件中特别强调了要善待农民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我省出台的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意见中，更追加了系列扶持政策：出资4000万元用于农民工培训补助、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严禁收取抵押金、扣押身份证等行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中小学就学的收费标准与城市学生一样等等。
同时，我省在农业部等6部委组织实施的农民工培训阳光工程中，又得到了12万人的培训计划和1200万元的培训资金，在全国列第四位。
各地围绕保留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组建农民工工会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纷纷出台政策，促农民“走出家门”。
哈尔滨市规定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在入学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今年凡新建企业和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单位，都必须依法建立工会组织。预计将有3万名农民工加入工会，这些农民工一次入会，整个务工期间有效。牡丹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全省率先开办了“农村劳务输出贷款”，用于支援农民工外出所需的岗前培训费用、差旅费用、基本生活费用及外出劳务相关费用。
据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介绍，截至3月10日，全省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31万人，同比增加45万人。其中向省外转移37万人，同比增加12万人；向国外转移4万人，增加0．8万人；向畜牧业和二三产业转移126万人，增加39万人。
城市有了新风景
针对国内外劳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趋势，为让更多的农民兄弟更顺利、更有利地实现转移，各市（地）都有一名分管副书记或副市长专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许多县（市）都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抓。绥化市还专门成立了直属于市政府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建立了劳动力转移工作机构，形成了高效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新一轮抓培训、搞对接、比服务、抓维权又潮涌龙江。
七台河市委书记高志杰率队到广东东莞、清远市搞对接，与30多家外资和合资企业达成输出劳务10万人的协议，目前已输出近千人。克山县长殷昌波到北京、天津开辟劳务市场，与天津纺织工业园区签订了1600人的用工合同。依安、青冈等县不仅外出搞对接，而且还把省内外用工单位请到本县举办劳务大集，在家门口与农民对接。五大连池市新发乡乡村干部未出正月就带领50名农民工进京打工，与农民工同吃同住同打工同甘苦。这种扎实的作风不仅赢得了用工单位的信任，也带动更多农民工放心外出。依安县农村劳务对接会还实现了全国首次农民手持劳动力档案与用工单位对接，用工单位通过农村劳动力资源库招工，提高了劳务对接的层次，对接会当天就有1万多农民签订了合同。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主任张子林说：“通过对接会有组织地转移，已成为当前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最突出的特点和最新的亮点。”目前，齐齐哈尔市所属县（市、区）都召开了对接会，全省近一半的县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劳务对接会或劳务大集，有组织地输出了农村劳动力近50万人，同比增加15万人；极大提高了我省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和在国内劳务市场的影响，鹤岗的保安、齐齐哈尔的出租车司机、杜尔伯特的饺子大嫂，已成为响誉国内的劳务品牌。随着国际经济合作一体化的进程，境外劳务市场也成为我省农民工一个展现魅力的战常据初步统计，目前我省有近6万农民在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劳务。宾县通过当地能人带动，三年向俄罗斯输出5000多劳动力；阿城市料甸乡红兴村共转移劳动力815人，其中在韩国务工519人，每年创收4000多万元。
目前，我省农村劳动力档案建设已按期完成，900多万农村劳动力全部登记入库，为提高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搞好培训及管理发挥巨大作用。“人人关心农民工，各界齐帮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如生活报与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省法律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出“蓝天行动”，不仅利用媒体的特殊作用，反映进城农民工酸甜苦辣，还为农民工提供了千个岗位，组织千名农民进哈尔滨当卖报工，成为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喜忧并存任重道远
记者到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采访，正好碰到风尘仆仆赶回来的我省驻厦门办事处主任何伟，他是掐着劳务合同来要人的。“这是一个手机电池生产企业的招工合同，因为挣钱多，我通过朋友把订单拿到手，谁想到和家里联系后，竟组织不出一个100名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队伍，只好请‘劳转办’帮我把这个场圆下来。”
这样的上火事，不止一件。大连一家从事有机食品出口贸易的公司，从我省某县招聘了100名捡豆工，该县尽管很快开展定向培训并组织去了，但工人入厂工作不久就出现了想家、有并嫌苦、怕累等情况，大多数工人没有度过最为艰难的适应期，最后仅剩18人。
自省政府提出广泛利用各驻外机构搞对接向省外派驻劳务大使以来，省政府驻天津、大连、厦门等办事处迅速行动，很快就反馈回许多用工信息。仅以厦门为例，一个月内，就先后有10余家大型企业找上门招工，加上他们主动外出联系的，共有3000多个就业岗位；他们还和一个新建的开发区联系好，可以安排上万人就业。何伟说，省外劳务市场潜力很大，虽然竞争激烈，但许多企业还非常愿意用我省农民工，原因是为人淳朴、干活实在。
然而也正因如此，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忧出现了，那就是“外面信息有，家里人也有，但是人却上不去。”分析原因，一是中央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出台后，一些原本外出务工的农民重新选择了种地；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外出务工农民打算先帮家里种上地再作务工打算。二是缺少劳务输出快速反应机制，影响劳务输出的效率。三是由于工作起步晚，经验少，不少地方领导缺乏抓劳务输出的好办法。
“思想决定行动。”省农委副主任王泽富说，关键还得加强宣传，提高认识，让各级领导清醒认识到，进城务工不仅富裕了农民，而且改造了农民，提高了农民素质，更有利于进行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意义巨大而深远，必须作为实现小康的根本途径，全力去抓；让农民真正认识到，只有从根本上减少了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对解决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主任张子林认为关键在转变作风上。他说，一是不能坐等，过去那种打开电脑、下载打印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只有深入到企业中去，才能对需求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有个确切的了解，才能提高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对接质量，给企业合适的工人，给农民工合适的岗位。二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我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是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方节奏快，尤其是越好的工种，招工过程越短，容不得我们按常规方式从县到乡、乡到村、村到户的逐层传递信息、组织召集的慢动作。因此，设置专人负责、快速组织输送农民工，已成急待解决的问题。
海伦市为提高农民技能素质，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专门针对农民学习技能方面开设了缝纫、针织、家电维修、汽修、电脑等十多个培训班。一对一的教三天就学会针织手艺。彭柏青本报记者邱成摄
相关链接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启动
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阳光工程今天启动。在今明两年，由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共同组织的这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将为50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务工前的短期培训。
据介绍，2006 2010年，阳光工程还将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培训转移农村劳动力3000万人。2010年以后，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总体上与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相适应。
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
据介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以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为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就业为目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培训。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收益”的原则实施。
我国农民工就业政策五个阶段
1979年—1983年为控制流动期。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
1984年—1988年为允许流动期。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个小小城门的打开，成为“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标志，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出现了松动。
1989年—1991年为控制盲目流动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民工潮”的出现，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
1992年—2000年为规范流动期。这一时期，对农民工的管理政策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2000年以后，国家开始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积极推进就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农村劳动力就业进入“公平流动期”。
摘自2004年4月28日《黑龙江日报》 本报记者 张桂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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