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中国在丰裕中也出现了贫困，根据我国国情，借用凯恩斯“丰裕中贫困”的说法，我把现存的贫困现象分为四类：

　　1．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6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2个月同比下降。尽管居民储蓄总额已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利率一再下调，又加上利息税的征收，利率几乎已无可再低，但储蓄总额还是有增无降，商场生意一直不旺。我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改善，消费品中必需品如粮食、肉类、蔬菜等的支出在比例上已大大下降，耐用消费品如电器、家具、高级服装等的支出在比例上已经大大上升，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人民的消费习惯中是不轻易更新换代的，要在这类商品市场取得促销效果是不会很大的。但是，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商品生产能力呈现结构失衡，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使不少产品供给过剩，在市场上没有销路；二是在旧体制影响下，长期以来未能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人们生活虽已感到相当宽余，但不能不面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而尽可能多存一点钱以备疾病突然发作之需，老年一代特别有这种考虑；三是中年一代甚至青年一代都希望独生子女健康成长，多受教育，从进入幼儿园起就不得不为十七八年或更多年数的相当昂贵的教育费用作出储备；四是房产和汽车固然对吸取消费具有很大潜力，但是对大多数群体而言，价格门槛过高使他们难以进入市场。凯恩斯在《通论》中对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而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化则被认为具有次要的影响。”①第二，“改变消费倾向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一般说来变动迟缓，而利息率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动的短期影响又往往具有次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消费的改变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寡，而不取决于在既定收入下的消费倾向的改变。”②第三，“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简单的原理可以引导出和过去相同的结论，即：除非消费倾向有所改变，就业是只能伴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③凯恩斯上述关于消费需求的特点是稳定少变和刺激需求的重点是投资而非消费的分析，在理论上并非谬误，与实际情况也相符合。由此，我认为，扩大内需不能只强调如何刺激消费需求，而应当把眼光放在如何提高投资需求上。投资引诱的强弱来自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大，经济效益低，国有企业尚待深化改革，民间资金由于种种约束尚难以转化为投资，因此，投资需求并不稳定，从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赤字预算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基础设施是必要的，也取得较好的效果。当然，有一种担心：在一个远非经济强国的国家，赤字财政政策的采行不能不有一定数额和时间限度，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折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过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更有痛苦的经验，提高对通货膨胀的警惕是必要的。但是，我国已采取了对应的措施，那就是，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项政策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为了保证快速增长，不能不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不实行稳健货币政策。我认为，对这两项政策已取得的成效不应轻率否认，对这两项政策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不应分裂起来作出评估。只从财政方面看，就判定连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加深了潜伏的财政危机而要求积极财政政策的迅速淡出，或者只从金融方面看，判定市场疲软消费不振是由于通货紧缩而主张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扩张，这两种看法都含有一定的片面性。另一种主张：为了与扩张的财政政策相匹配，需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也不敢苟同。

　　2．相对贫困扩大和绝对贫困继续存在。相对贫困反映在三个方面：(1)居民收入总体差距在扩大，其主要标志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各个单位有一定差异，但共同点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有继续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1979年为0．33，1981年为0．288，1992年为0．376，1995年为0．415，1998年为0．40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根据两次调查的数据估计，1988年和1995年分别为0．382和0．452。④(2)地区间差距扩大，据估计，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2.26倍。(3)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为最低行业收入的2．23倍，2000年上升为2．63倍。必须指出，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先富起来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但是，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绝对贫困的存在是历史的遗留，而且在转型期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结构改革把经济外向程度提高，还残存着并新增长着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人员、“老少边”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据七月份公布的数字，城市居民获低保待遇的为1930．8万人，初步实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这个数字反映了我国绝对贫困的基本状况。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按国内标准，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4．6％，按国际标准(人均每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8．6％。

　　3．失业问题尚难解决。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农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耕地面积狭小而农村计划生育又较难管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又有增无减，据估算，我国农村现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而城镇企业正在改革开放中需要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转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从而吸纳劳动力的能量受到约束，改善管理又须淘汰冗员，下岗人数将不断增加。据估计，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大约为7000万人，近几年因城镇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农民进城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地方保护主义又误导一些城镇对使用农民工做出种种限制，甚至把农民拒于市门镇门之外。乡镇企业已失去20世纪末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势头，导致大量农民工返回田间又无工可做。“入世”后，国外价廉质优的农产品大量进口将影响国内农业生产，据估计，可能使农村减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

　　4．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个国家，土地、江河湖泊是有限的，生态环境是易破坏而难恢复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耗竭是一国贫困化的重要表现。我国作为人口极其众多又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在工业发展、农业进步、交通建设等方面做出极大努力，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又曾经相对滞后，以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首先，狭小的人均耕地面积由1．5亩进一步缩小，土壤严重退化，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害，每年流失的土壤约50万吨，沙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1．7亿人口遭受荒漠化的危害，全国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严重退化的草场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其次，城镇环境状况下降，全国500多座城市中只有少数几座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所有城市的降尘、颗粒物和二氯化硫浓度均超标，城市生活垃圾基本上未作无害化处理，工业固体废物每年堆集6亿吨，历年累计已近65万亿吨。还有，水资源紧缺，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污染浪费严重，已出现水资源危机。全国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农业每年缺水量300亿立方米，农村有6500万人饮水困难。工业和生活废污水年排出量360亿吨，其中8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泊中，造成全国1／3以上河段被污染。地下水因过度开采而水位持续下降。

　　综上所述，在改革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在短短十年中，从广大人民生计看，确确实实已由稀缺转为丰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表现为需求不足、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存在，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较严重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如果借用凯恩斯的概念，可以说，我国经济现状也确确实实发生了“丰裕中贫困”。

　　三、怎样看待我国“丰裕中贫困”

　　我认为，应当注意下述几点：

　　1．说我国存在着丰裕中贫困，是一种借喻，是从凯恩斯著作中一个形象化短语转引而来的。但是，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是他自己声明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特有现象或弊端，他明确声言：“我国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病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⑤还说：“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⑥而出现在现阶段我国的“丰裕中贫困”是暂时的、只存在一个或长或短阶段内的。它同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最根本的一条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决不是以无原则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而是奋力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前述的我国“贫困”现象具有发展中国家结构上特点，不只是需求不足和公开失业，而是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绝对贫困。此外，发达国家已吸取20世纪60年代前只重开发、忽视环境保护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改变了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状况，而我国作为一个曾经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先增长后治理”思想影响下，大规模建设在生态环境方面确实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使我国的“贫困”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内容。

　　2．1978年后出现的“贫困”问题中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如人口基数庞大，可耕地面积较小。又如失业问题也早已是客观存在，在旧体制下，企业中的“伪装就业”，机关中人浮于事，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从而使广大农民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也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旧体制下，这些情况都被掩盖起来。现在，我们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以认真的态度加以解决，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3．从生产力低下、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转为丰裕经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同时在全国各个地区实现丰裕，而只能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当然，对收入不均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采行必要的分配政策和使用可行的租税手段。

　　4．要迅速实现上述方针，必须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在国内国际竞争环境下培养生命力，锻炼竞争力。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也面临了种种挑战和难题。要战胜挑战、解决难题，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迈步前进，而不应当走维护传统体制、自我封闭的回头路。

　　5．应当充分肯定2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国民经济取得的丰裕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评价贫困问题，这样，视野会更全面些，对前景的看法会更清晰一些。

　　6．我国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业问题，如何为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通畅的渠道，如何弥补因“入世”而造成农业的重大经济损失，如何彻底解决农民的沉重负担，如何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如何基本改变农村的凋敝落后的面貌，是需要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求得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②③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110、96、103页。

④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⑤⑥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372、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