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裕中贫困”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用的“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一语的译文。①在《通论》中，他指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悖论或矛盾现象(paradox)：虽然总产出或国民收入迅速增长，社会已相当丰裕，但由于投资引诱不足和消费倾向不强，将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以致经济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相反，国民收入停滞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状态，此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劳动力大量存在，尽管“在价值上边际的劳动产品仍然大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②也就是说，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影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需求衰落，消费是收入的减函数，随着产出或收入的增长，消费将相对地下降。其结果，由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组成的有效需求必将不足，以致国民经济停滞甚至下降，引起经济危机。

　　关于“丰裕中贫困”，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在两处作过诠释，一处他说：“1929年，在历史上最富有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倒闭，货币存滞，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出现了丰裕中贫困。”③另一处他说：“各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三种贫困：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ancient　poverty)；体制上的原因造成购买力不足而引起不必要的丰裕中贫困；GDP颇高但由于分配不恰当、不公平的分配而造成的贫困。”④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学家公认，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低生产率和低生活水平。“两低”必然形成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即贫困状态的存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指引下，国民经济发展显示了结构失衡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⑤但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短缺问题几乎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只是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以李特尔(Little，I．)、西托夫斯基(Scitovsky，T．)和斯科特(Scott，M．)为代表的一批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率先指出，前两个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强调计划管理、过度保护工业，使工业企业生产缺少效率、农业部门停滞甚至衰退，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衡，供给不能满足和适应需求。他们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思路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但对当时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的分析仍然没有展开。

　　值得回忆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　(Komai，J．)于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这本书对短缺问题作出了较详细的分析。

　　《短缺经济学》是以当时的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背景的。这些国家具有两个特点：从发展水平看，属于中等或下中等收入国家；从经济体制看，属于苏联模式高度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因此，科尔内理论有其特殊的国别背景，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下，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影响下，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计划管理的色彩，所以，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对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意义。

　　科尔内理论的要点是，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科尔内称之为“古典资本主义”)中，厂商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不能予取予求而要受到市场规则的限制，因此，它们的资金预算是“硬预算”(hard budget)。古典资本主义厂商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如果没有偿债能力，迟早就会破产，它们购买的投入数量受到销售收入的限制，因此它们不能使生产出的产品超出它们预算的产出数量，而志愿地在需求约束水平上确定生产计划。与此相反，在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经济(科尔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中，厂商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不来自市场而由国家调拨，在国家“父爱主义”(paternalism)的呵护下，它们的资金预算是“软预算”(softbudget)。传统社会主义厂商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如果亏损了，它们也不会真正破产，而总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贴，结果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扰，所以它们对投放的需求几乎不受偿付能力的限制，对产出的去路也高枕无忧。总之，在没有价格调节的机制中，不处于竞争环境的厂商，对价格信号反应微弱，对努力减少成本和创新的刺激不强，一方面拼命争取更多投入的调拨而出现“投资饥饿”(investment hunger)，另一方面因生产管理缺少效率而不能为社会提供数量多、质量高的产品，以致出现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产品短缺的状况。由此，必然产生“排队倾向”(queuing propensity)、“强制替代”(forced substiution)、“定量供应”或“配给”(rationing)等稀缺经济中的典型现象，在日常消费品方面特别是如此。

　　总之，如果借用凯恩斯的“丰裕中贫困”这一短语，如果把凯恩斯分析和科尔内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是“丰裕中贫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是“稀缺中贫困”。

　　从理论上说，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应当注意两点：(1)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并未受到多大重视。流传最广的三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帕金斯(Perkins，D．)等四人合著《发展经济学》、托达罗(Tedaro，M．P．)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和瑟尔瓦尔(Thirwall，A．P．)的《增长与发展》，没有一本提到科尔内的名字和他的著作。有广阔阅读范围的由迈耶(Meier，J．)主编的《经济发展主要问题》以及收集大量文献由拉尔(Lal，D．)主编的四大卷《发展经济学》也是如此。只是在钱纳里(Ch-enery，H．)与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T．N．)合编三大卷《发展经济学手册》中第三卷，有三处提到科尔内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但对他的理论分析语焉不详。(2)科尔内的理论显然受到20世纪20年代中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观点的影响。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中说：“在苏联20年代的经济讨论中非常强调这种对比(按：即科尔内所谓的“古典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对比——笔者)。克里茨曼(Kritsman，L．N．)在192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作了如下比较：‘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普遍的滞存(slack)，在无产阶级自然经济中则是普遍的短缺’进行了对照。”⑥科尔内还引用了20世纪70年代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些经济学家类似的观点如“卡莱茨基(Kalecki，M．)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的实质区别就是，前者的利用参数是由需求方面决定的，而后者是由供给方面决定的。从卡莱茨基的思想出发，戈德曼和库巴(Goldman，J．and Kouba，K．)指出社会主义的增长受到各种障碍的约束：人力障碍，外贸障碍，等等。”⑦

　　总之，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始终没有进入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这是因为目光过于集中在短缺问题上，而对其他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工业农业协调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人口流动等几乎毫不涉及。其次，他的理论深受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论争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增长和社会主义增长完全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逻辑推演的结论往往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看过去，或者是以自由化观点看未来，科尔内1996年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就体现了后一种倾向。

　　二、中国的现实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相当长期中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1978年以前又是一个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1978年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过如科尔内所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现象，而且相当严重。排队情况无地不有，粮食不足瓜菜代，获得一张购买自行车或缝纫机的票证是许多人的梦想，离开粮票、油票一天也不能生活，这些虽然已成往事，但中年以上的人群当记忆犹新。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短缺现象逐渐减轻，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未完全消失，进入21世纪后，国民经济总体上迅速富足起来，丰裕终于代替了稀缺。

　　据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世界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2001年GDP达到了9593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57亿元人民币，增长8．1％。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6371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增加2400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其中出口2000亿美元，增长6．8％。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9％，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年末国家外汇储备212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6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5％。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由年初的400多万人扩大到年末1120多万人。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4．2％。

　　2002年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GDP达455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4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123元人民币，实际增长5．9％，同比加快1．7％。6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1712亿元人民币，比年初又增加8034亿元人民币，自1997年以来的五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了33．9％，年平均增长率为7．6％。从统计数据看，市场需求与经济增长协调：五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9％，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7％。出口增长45．6％，进口增长71.19％；除农民收入增长较低外，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33．5％，农民收入增长15．2％，财政收入增长89．2％，企业利润增长2．2倍，居民储蓄增长59．4％；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发电量增长30．2％，旅客周转量增长30．8％，货物周转增长24％，货币供应量平均年增长14％左右。

　　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西方发达国家GNP的高低排序中，美国96456亿美元，居第一位，日本43373亿美元，德国20576亿美元，法国14794亿美元，英国14635亿美元，意大利11543亿美元。中国10645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

　　在同一《报告》中，还可看到，2000年世界进出口总额居于前列的国家是：德国10516亿美元，美国10340亿美元，日本8588亿美元，英国6118亿美元，法国6038亿美元，加拿大5263亿美元，中国4743亿美元，意大利4678亿美元。世界银行新的统计最近又指出，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上升到5098亿美元，超过加拿大跃居世界第六大贸易国。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排在世界第32位，短短2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长足进步。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又指出，中国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前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很大比重，而1999年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中制造品占88％，其中高科技产品又占17％。据日本《产经新闻》2002年8月13日报道，中国制造的高技术产品市场占有率急剧增长，如DVD机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从1999年的15．9％增加到2002年的54．1％，增速超过两倍。移动电话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从1999年的9．5％增加到2002年的27．8％，增速接近三倍。笔记本电脑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从1999年的0．1％增加到11．7％，增速超过十倍，已接近日本的水平。

　　今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国家经济走势低迷、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十分活跃，顺差有增无减。7月份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8．1％，达到292亿美元，同时进口增加28．9％，达到269．9亿美元，创造了22．1亿美元的月出超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7％。中国的沿海省份更成为外贸亮点。

　　如前所述，中国出口商品中制造品已占很大比重，其中除高科技产品和机电产品外，纺织服装产品也逐年上升。如《日本展望》今年7月号一文中报道，在日本进口服装制品总量中，中国生产的服装所占比例高达85．5％，其中毛衣占88．1％，内衣内裤占77％，T恤衫占80．3％，男式西服占86．5％，裙子占88．9％。日本2000年进口30亿件服装制品，其中中国制造者多达26亿件。“中国服装如今在日本服装市场上所向披靡。”

　　从上面各种渠道的报道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特别近十年中经济迅速增长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相符的。广大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已感受到丰裕代替了稀缺，20世纪50、60、70年代人们梦寐以求的“三转一响”现在对青年人说已经成为历史笑话，撙节一点外汇从留学人员服务处购买日本家用电器是20世纪80、90年代出国人员都密切关心的事，而今也已成过去。走进商场，品牌多样，货源充足的彩电、冰箱、空调、服装、厨具等等琳琅满目的景象与国外看见的情况殊无二致。1978年前，家中装电话甚至是特权的一种象征。到今年6月底，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3．74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到1．98亿户，半年增加1999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半年增加3135万户。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30．2％，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了13．86％，高速增长势头还在继续保持不衰。

   注释：

①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30页。“plenty”一般译为“富裕”，但译为“丰裕”更符合原意。

③④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本，第11版，第49页、第223页。

⑤Todaro,M.P.,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5th edition,第27页。

⑥⑦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