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治理的逻辑演进
发布人:张琼文来源:人民论坛网浏览次数:发布时间: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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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摆脱内忧外患,自觉秉承了国民性改造的历史重任。百年来,围绕“向里用力”以“立人”的建设主线,党的乡村文化治理呈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有限理治”、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系统理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逐步递进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实践逻辑和演进历程。

历史地看,以农耕文化为底色的传统中国,可谓文化中国,乡村治理为“礼治”。这种文化奠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分散的乡土社会密切相关。晚清以来,在现代工商文明的冲击下,乡土中国陷入“数千年未有之变”的困境。为摆脱内忧外患,清末特别是民国时期,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锐意于国民性改造,大力倡导“作新民”。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广袤的乡土社会,囿于主客观条件,千百年来农民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愚昧、狭隘、自私等习性,严重困扰着“新民”的培育和塑造。破解问题之道,就在于思想价值观念的改造及其统整,即通过乡村文化治理以改变人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顺应历史潮流,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尽管走了些弯路,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立意未曾改变。有学者认为,现代国家要对分散的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以实现有效治理,重要方式就是改造传统国家的文化,将新的文化理念输入到乡村社会。此种表达,恰恰体现了近代以来塑造“新民”以“立人”的文化治理逻辑。

革命战争年代的“有限理治”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秉承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主旨,开始对广大乡村进行宣传与组织。伴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如何使农民这一主力军跟上革命步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动员整合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党的工作重心由此落到了农村。由组织城市劳工转移到发动乡村劳农后,党更加注重宣传动员工作,锐意于思想文化建设。文化动员逻辑和理念,简单地讲,就是教导民众要有革命性和批判反思精神,摆脱传统的人身依附,塑造独立自主的人格,剔除狭隘的小农意识。在革命年代,通过开各种类型会议、做图文并茂的墙报、刷标语口号,实施现代教育及文艺熏陶等,进行宣传发动。无论何种形式,贯穿其中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具有思想启蒙的意蕴。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现代“理治”。

环境紧约束下的文化治理。在乡村发动革命,关键是农民阶级意识的培养,以消弭家族、乡亲、人情等乡土固有的伦理观念。放眼中外,传统社会的农民均缺乏阶级自我意识。马克思曾用“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揭示这一境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打破地方观念,打破姓氏观念”等口号,目的就在于解构乡村原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世界的破与立,属于文化再造。文化有诸多层面,是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型的整体,由外而内可分为“‘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心态层处于至深处,为内核。“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变革潜隐在至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绝非易事。民主革命时期,通过革命实现小农意识的转变,动员起来极为艰难。对此,中共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澎湃有着深刻体悟:革命运动从基层发动,不能摆出高贵的架子,和农村妇女绝不谈新思潮,先不要谈迷信问题。之所以参加群众拜观音,是便于取得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呈现的农民如火如荼的斗争,事实上仅是区域内少部分农民的行动实践,更多农民当时并未有这样的觉悟。毛泽东同志书写文献,既是鼓舞农民革命,背后还有着消除革命阵营内部“疑虑”的考量,以农民运动“好得很”回击“糟得很”的评判和阻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后,在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广大农民遵照党的领导,进行生产、合作、支前、土改等,各方面实践不可谓不深入。即便如此,农民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也不能说已深度扎根。举例而言,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土改分得田地、牛羊和房屋的农民,即便不存在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不少人私下里意欲把东西送回去,有“分田分物给暂时顶着名”的心理。可见,通过革命建构阶级意识,彻底打破农民原有观念以树立现代自我观念,任重而道远。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乡村文化改造,受战争等诸因素制约,只能是有限度的“理治”。这种“有限理治”,实乃党领导下乡村文化治理的艰辛开拓,举措与内涵颇值得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文化改造的主旨是独立自主人格的塑造。具体实践历程,可借用《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中的有关阐释,即宣传下乡、现代文字下乡或曰教育下乡、令农民成为文艺主角的文艺下乡。

宣传下乡主要是军队政工、工作队、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等,躬身到乡间里舍,以兼具策略性和艺术性的形式载体,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特别是着意于动员广大妇女群众,使党的意识逐步覆盖农民意识。

现代文字下乡或曰教育下乡的首要前提是扫盲。用党的文献讲,在农村开展扫盲教育,农民不仅能读书识字,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并且培养出大批技术力量,促进农村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围绕扫盲,“以冬学、夜校、识字组、小先生制、巡回学校等为标志的成人教育,成为根据地文化启蒙的亮点;而试图超越汉字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又一特色”。

文艺下乡是乡村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整合动员可以说大都借助了文化艺术的形式。党的文艺下乡,目的是在使农民进行休闲娱乐的同时,剔除传统文艺中掣肘革命动员的教化及信仰,使现代文化观念贯穿其中,进而有利于实现乡村整合。这种文化改造,遵循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建设方向,由知识分子来引领实践。为此,在党的大力号召下,文艺工作者借助整风解决以往脱离底层民众的问题,并纷纷走向田间地头。通过闹秧歌、说快板等文化载体,将农民发动起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主角,实现了党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大众化愿望。

“三下乡”的探索,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思想主张的延续及有效实践。这一过程,不仅包含了政治运动、社会服务,也包含了知识分子自身的气质熏陶与知识转型。比较而言,现代教育下乡和文艺下乡,囿于战争环境和农村的贫瘠条件,比宣传下乡受限;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化的动员机制,堪称推动农民“洗心革面”的柔力系统。这为党夺取全国政权后统领农村各方面建设,夯实了文化根基。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系统理治”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新农民的实践全面开启。这一主导理念的生成前提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最需要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虽然领导建立了新中国,并着眼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但当时不少农民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尤其是,历经20多年的战争,乡村陷入贫穷衰败境地,而工业化战略目标的实施,需要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提取资源。因此,无论是增进农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还是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均需搞好乡村建设,特别是“人的建设”。

系统性文化治理的现实诉求。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改造传统社会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和潮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新中国拟将乡村社会纳入到现代化统一进程中,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具体实践中,党中央通过农业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对传统乡村进行了改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成立,便是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组织演变历程。有组织不等于有凝聚。当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户被整合进公社后,产生了“出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以及浪费集体资财等生产生活秩序问题。破解这些问题,增进农民对走集体道路的认同,需要加强乡村思想文化建设。就农业集体化政策本身看,这是一项立意颇高的现代化制度安排。体现在基层干部方面,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善于把握政策,且有细化实施的能力。诸如,在劳动力的使用与调度、工分的评定与计量、利益的分配、资源的组织利用以及宣传动员等环节,能够全面地把握与协调。概言之,“要学会做好经济工作,还要懂得怎样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因此,培养有利于走集体化道路的德才兼备的农民,就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此,党的施政路线的核心主要是“依靠社会理想,依靠论证这一理想合理性的理论进行治理”。民主革命时期的“有限理治”遂与时俱进地转变为“系统理治”。

新中国成立后的“立人”实践,在借鉴以往经验的同时,有着诸多超越,机制可谓环环相扣。一是广泛开展农村扫盲,锐意于农民的思想启蒙。比起革命战争时期,此时扫盲具备更为有力的条件。扫盲由写字、算账切入,同时将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技术教育融合进来,促使农民政治素养快速提升。二是思政工作贯穿于日常生产生活中,田间地头也展开道理评说。将天生的小农个体意识,通过日常的政治运动与政治规训,转变为现代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公共集体意识。三是树榜样,以“荣治”引领带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树典型、立榜样激励大家心向集体。四是惩戒偷奸耍滑与离群者,以阶级划分消除集体中的张力。总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乡村的“理治”,是包括扫盲启蒙、理论说教、奖优罚劣、阶级划分诸环节在内的多元立体的综合实践,宣传、教育、文艺熏陶三大主线相交织,构成了刚柔并济的“立德树人”的文化治理体系。

有学者指出,人民公社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乡土社会形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使乡土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和冲击,但社会秩序却超常的稳定。这其中,“立德树人”的系统文化治理功不可没。文化观念源于生活,“本来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群人文化的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农业集体化时期,评工记账、票证制度尽管是高度计划管理体制乃至短缺经济的显征,但这种现代数目字管理在农村的运行,未尝不是一种文化治理。如前所述,制度也是文化的体现,属于文化中的一个层级。“制度就是一种集体思想。”受如此制度规约和训练,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一心系公、锐意于乡村发展的“毛式干部”和农民,有些人甚至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劳动模范。他们的书写记录与账目留存已成为现今深度研究农业集体化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递进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与“系统理治”相辅相成,为实施“工占农利”,党和国家创建了比较高效的资源提取系统,这一系统涵盖了计划经济、户籍管控、社会主义教育以及阶级整肃。因户籍管控,广大城乡被隔绝开来,农村事实上比较闭塞。在国家汲取资源的过程中,封闭环境内“系统理治”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但与开放、自由、法治等现代化发展理念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过于注重阶级意识及运动整肃,“亲不亲,阶级分”这种激进的文化治理,不利于人的涵养。

转型期文化机制的破旧立新。改革开放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完成使命后的体制转型。转型期的乡村,有别于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谋生的空间大大拓展,不仅能够城乡流动,还可以全球交互。置身在价值多元、共识不足乃至文明冲突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建设”更加重要。文化治理是个破旧立新的工程。摆脱乡村的封闭与落后,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给农民松绑,激发农民的主体性。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同时赋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地位。这就从经济、政治及法律层面,提供了化育农民的必要条件,使其具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文明素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从熟人社会变成无主体熟人社会,又演进到半熟人社会。在联合体日渐松散的状态下,以契约规则、责权均担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毫无疑问成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所在。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的三位一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城市反哺乡村的发展理念调整为城乡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包含“双向互动”,有一种“群己边界”之类的“边界”思维,保持不越位的警惕,杜绝自上而下单向度地“打造”美丽乡村。如此,更加体现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基础保障,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与坐标。“三位一体”的文化建设机制,有利于破解“文化堕距”带来的精神层面问题,如价值观的迷茫与错乱,传统消极文化的沉渣泛起,盲目自大与自我矮化等。

新时代的乡村与城市一样,处于市场经济瞬息万变、人口加速流动的形势下,这要求每个主体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换言之,成为既利己又利他的理性经济人。而理性人的俱佳状态,绝不是随随便便能够达到的,对于农村与农民,需要有有别以往、高度自治的涵养生态。

自治需要主体有自觉性,更要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以法治破除传统“人治”中根深蒂固的依附性与人情世故,健全独立人格,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保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规避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时无底线的趋利行为,法治约束当为核心力量。与此同时,法治也是破除激进思维主导下不当言行的制度保障。

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立足于现代公德意识和公共精神培育的德治,关乎乡村社会风尚和村民精神面貌,进而也关乎自治和法治应有的质感和意义。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而言,由于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与时俱进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优良的传统赋予现代化新的高度,以价值理性弥补现代工具理性的不足,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诉求,也是新时代乡村德治的应有内涵。

文化建设本是“向里用力”的过程。党和国家近些年围绕扶志与扶智,借助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具体机制举措,立足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形势和方位,贯通传统和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正在千方百计地提振乡村人的精神,激励农民找回那种曾经创造了“风俗纯美,守望相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山村”的从容和自信。

总而言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文化治理,是一条不断探索、锐意奋进并富有逻辑的实践历程,也是一个历久弥新、需要在广度、深度与高度上不断拓展的课题。

(作者张海荣 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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