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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广播电台:调整财富分配缩小差距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来源:新浪网浏览次数:发布时间:201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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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中部六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部六省广播电台2010全国两会报道组设在北京的直播室,我是六省联合直播节目的主持人辛迪。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合直播节目的主持人冯雷。

  主持人:民生无小事,3月5号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民生的篇幅更长,政策更实,提法儿更新,标准更高,速度更快。

  主持人:这其中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引起了包括代表委员在内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们请到了中部六省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共同来探讨一下调整财富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良方。

  主持人: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国资委主任杨泽柱、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忻州市市委书记董洪运、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济源市市长赵素萍、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安徽省委常委、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汪春兰女士。

  主持人: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田儒斌。

  主持人:欢迎各位的到来。

  主持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我觉得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指出了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还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这里我们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六位嘉宾,你们认为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得不均匀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分配不公呢?

  主持人:针对这一方面我们首先还是请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国资委主任杨泽柱,请杨主任发表一下您认为这个根源到底在哪呢?

  杨主任:我认为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分配制度,过去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重视做蛋糕,就是怎么把这个蛋糕做大,我们国家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路线,这个都很明确、都很具体,但是这个蛋糕如何分配,在这个方面缺乏一些具体的、明确的法律制度,所以这样就导致分配上有些随意性,这样就导致了分配不公,这是我认为产生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还是法制、法规、机制不太健全。

  主持人:请河南济源市的市长赵素萍。

  赵市长:经济增长的这三架马车当中,咱们国家的消费马车一直走在后面,它和我们整个产业的基础也是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初次分配当中的工资薪酬和它的资本各种生产要素至今分配的匹配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当中,二次分配当中的积累和消费的比重不匹配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在这一块儿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这就是很多代表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讲到,说老百姓有钱花还得敢花钱,有钱花是指你必须有一定的收入,敢花钱是在各种保障都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您才舍得把钱拿出来,所以在分配的过程当中由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形成的关系使很多老百姓的增长达不到这种幅度,所以说消费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主持人:我们在这儿也想请问一下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忻州市市委书记董洪运,咱们忻州市老百姓对于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大不大?

  董书记:我们忻州市老百姓对收入悬殊问题非常敏感,同时由于他是一个资源性的地区,资源性的地区最容易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所以老百姓对少数人富得比较快、财富比较多,同时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这个问题反映还是比较强烈的。

  主持人:我们在座的嘉宾当中有一位是经济学的专家,我们请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

  廖书记: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实际上是非常综合的,从世界规律来看收入的增长有一个过程,首先从大家一起共同发动一部分人先富,到了一定阶段慢慢地走向共同富裕这样一个阶段,改革开放30年,正好走到这么一个阶段,走到人均3000美金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一个重要拐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是在5000美金,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转折起来应该说是在3000美金是一个重要拐点,从主观上来说就是体制机制问题,怎么完善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或者说在发展过程中关注体制机制,初次分配我们看有几个数字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差是十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在五年或者八年前关注这个点,采取一定措施可能居民收入的增长会跟上国民收入的增长。从二次分配来说,就是财政转移支付,从我们来说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重视的是进一步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而很少关注到进一步加大对居民福利的增长,所以福利的增长没有跟上,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增长的步伐。

  主持人:廖书记刚才说到机制体制问题,说现在还要继续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在这里我们也想继续问一下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儒斌,您认为中央应该继续加大对弱势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现在收入差距逐渐增大的现象呢?

  田经理:收入分配不均匀它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发展的不均衡,包括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因为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分配收入中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城乡之间去年也是我们农民收入连续第七个年头,就是增幅超过5%,在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去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再创历史新高——1:3.33。行业之间差距,你要当一个县长可能还赶不上县里面烟草公司一个经理的收入,因为他选择的行业不一样,他选择了公务员,如果你选择了教师,如果你选择烟草公司的经理,这中间不是说他能力的大小,包括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不是说生在西部或者生在东部不是我的选择,因为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差距。

  廖书记:刚才我没有说得很深,实际上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一直沿着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其实收入问题就是两条,第一条是人人凭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平等条件下我的能力一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就要打破各种禁锢的壁垒。第二个要凭资本,因为在发展阶段资本一定要有资本的回报,但我们这两跳现在还有欠缺。

  赵市长:教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我们的产业结构包括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实际上也决定了收入分配比重的匹配,这是一种观念。再一个刚才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你用资本取得的收入和用工资薪金取得收入这种匹配怎么样能够让它相对的平衡。

  廖书记:它不但是两种匹配不匹配的问题,还有就是资本不能自由地流动,它在山西的资本一块钱就可能赚一块五,到了沿海发达地区一块钱可以赚七块,它本身也不均等。收入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人不能自由地流动,所以为什么要涉及到体制机制,人的自由流动我在这里能给我年薪是十万块,我到别的地方可能是100万,所以创造一个好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可能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要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全部。

  田经理: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主要是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其次是要在产业布局上做文章,实现区域之间没有蛋糕自然就分不到,但是在产业布局上又是中央政府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三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均。第四就是实现充分竞争是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基本上趋于合理,最后还要通过政策的手段,用超额累计的方法来抑制一些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最终要用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制定政策,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

  汪教授:我认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公平与效益还要兼顾,如果光讲效益的话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1995年是67.3,一直降到2007年的57.5%。

  主持人:刚才汪代表给我们说到企业或者社会这个蛋糕做大了,但是我们分到的蛋糕却很小。

  廖书记:我觉得是相对蛋糕少,不是绝对的蛋糕少。同时它和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有直接的关系,如果都雇不到劳动力他必须涨工资或者迫于工会的压力他必须涨工资,我们现在不具备这两条。

  主持人:好的,也非常感谢六位嘉宾,我们真是感受到在第一轮的问题当中大家的交锋观点的碰撞。

主持人:说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嘉宾都有说不完的话。

  主持人:对,针对这一方面呼声渐高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来了前来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一个关注。

  一头连着财富的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副所长蔡继明说:“合理地分配能带来生产的积极性,更能调动消费的积极性,分配制度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面对群众最为关注的收入问题,很多代表委员都呼吁采取多种手段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提案,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五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

  而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则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拉动内需的建议。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更是在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政协的重点工作是调研、关注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以及群众关心的就业、住房、社保问题展开深入调研。

  主持人:前来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就为这次的改革也提出了三剂良方,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分别是提工资,破落差、增福利,不知道针对这方面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针对这三剂良方您觉得有用吗?

  杨主任:这三剂良方我觉得提得比较好,我估计是有效的。但是我认为它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仅仅是治了标,有没有治本,要治本的话还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说哪一些群体工资需要增加,哪一些行业的落差需要破,哪一些群体的福利需要增加,这个都不能笼而统之,关键是要建立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适应我们这个初级阶段的,适应这个人均收入在3000美金这样一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样才有针对性。现在我们在感受上有很多差别,比如说统计数字和实际感受老百姓觉得有差别,管理者的感受和生产者的感受大家觉得有差别,平均数和大多数他们的感受又不一样,就是针对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抓住关键,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收入分配制度,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我们既然看到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要治本的话还是要在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赵市长:我同意杨主任的看法,因为网友们开出的这个观点“提工资、破落差、增福利”确确实实只是从一个表面上来解决,但是如果在体制机制不发生变化的时候,它是很难解决根本问题的。我倒是觉得个人的观点有三个方面是不是要考虑这样的结合,才有可能会去促使这个问题的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改革收入分配的制度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所以产业的调整、效益的提高是提高劳动报酬的一个关键,第二点我觉得要把改革的分配制度和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体制结合起来,现在中央的财政集中得是比较多的,作为地方财政这一块如果用于保障的这种能力就削弱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分配上有一个调整,要有一种保障能力。同时要规范转移制度,就是这个转移制度当中必须明确下来有多少是用于调整低收入的。第三个是要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调整垄断行业的薪酬制度结合起来,因为这个仅仅是调整,比如说可以让隆重行业把它们的经营成本公开化,这里面有多少是靠你的垄断地位取得的?有多少是你的经营取得的?刚才忻州市董书记讲得就很有道理,那就是用一个制度把它规范起来,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当前的这种体制机制下,很多是民营企业和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去规范的话,刚才像杨主任讲的劳动者的看法和企业管理者的看法之间是有差异的,劳动者的感受和企业管理者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是,通过赵市长发表的一个观点让我也感受到,调整收入分配是我们国家当代绕不过去的一场改革硬仗。

  主持人:刚才说到了体制机制,我想忻州市委书记还是有话要说。

  董书记:这三剂药可以退烧,但是治不了根。但是当前还是需要退烧,先把这三剂药吃上,吃上总是有好处的,比不吃强,但是病根上的问题好好地会诊,最终还是要从政策上解决问题,从政策上解决问题的话做大蛋糕,同时也是一个分蛋糕的过程,为什么呢?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它就是蛋糕不一样,蛋糕太小了就分不到,让它那个区域里面也得做大,要统一考虑一个根本解决的政策体系来支撑它是不难解决的。

  主持人:刚才说到了有可能只是退退烧,但是治标不治本,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书记廖进球,您能不能下一剂猛药,毕竟我觉得您是搞研究的,您的猛药是什么呢?

  廖书记:很遗憾,谁也下不出这个猛药,为什么呢?收入分配的问题、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解决收入差距的良方也不是一个良方,从初次分配来说,从我们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开始,让资本发挥作用本身没有错,让劳动者谁的能力更强得到的收入更高,也没有问题,用税收机制调整也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几个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从体制机制上有几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对劳动者收入增长机制没有提出一个制度或政策,要有一个制度、有一个政策要求所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收入增长机制,比如一年增长3%、8%或者10%,这个机制要有。然后二次分配的比例不均衡,更多地投向一些基础建设,这很必要,但是涉及到居民的个人消费方面太少,就是刚才说的比例从50多降到40多,这个比重正在下降。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财政收入的重要一部分在机制上调整为养老基金、社保基金、失业基金,还有低收入户的保护,对整个社会构造一个新的体制机制都很有好处。

  董书记:我的体会就是要“三个结合”,第一个就是治标和治本要相结合,第二个就是当前和长远要相结合,第三个就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要相结合。首先要把收入分配这个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遏制住,再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这是这是治标和治本要相接合。当前我觉得就是要对一些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解决好,从长远地要建立体制机制,然后增加年薪这是靠政府、靠行政命令是可以解决好得。经济手段比如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这个趋势要迅速遏制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信心。

  杨主任:我们要防止两个倾向,第一个不要让资本没有信心,老百姓要有信心,资本也要有信心,还要不断地投资,不断地把蛋糕做大。第二个不能让能人没有信心,不能说我拼命贡献我的力量,最后都被你们拉平了,这绝对不行。

  廖书记:这个问题我认为不适宜下猛药,既没有猛药,也不适宜下猛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还要考虑到国家的发展和安定。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调整国民收入的结构不仅仅只是说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一些收入政策,这次强调的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温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这体现在三个环节上,一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初次分配,二是以财政收入、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性的再次分配,三是以慈善、捐赠为主的社会公益性分配。

  主持人:正如温总理所说的一样,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职责,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相信通过刚才各位人大代表的思想碰撞,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六位对今天的这个主题“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期盼呢?

  杨主任: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一次我看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很受振奋,不仅要使人民能够感觉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这个进一步体现了以人为本。我们听了总理这个工作报告倍受鼓舞,我想政府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对此我们充满信心。这个问题要解决好我认为有四条,第一条就是要发展经济,第二条就是要充分就业,第三条就是要完善制度,第四条还要加强监控,这四条我觉得如果做到了,就可以由治标向治本方向来发展。

  赵市长:我们就期盼着国家已经重视这个层面上的问题,我们相信它一定会有一个好的解决。实际上我的体会是发展是关键,就业是核心,增收是目的,我想我们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曾经在河南干部大会上多次讲到一个观点,就是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我想像河南这样一个不发达的省份,我们把蛋糕做大,把河南建设得更好,甚至扩展到中部地区,都是属于在发展上都有很大空间的这些省份,我们在这方面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充分地就业,能够有发展的空间,达到增收的目的。

  田经理:政府的决心能不能变成一个政策措施,就这个问题我有两个期盼,第一个期盼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间首次提出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在明年的人代会上我们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希望不要再出现天价的董事长、天价的总经理。第二个期盼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能够跟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步,能够跟物价上涨水平同步,共享发展成果。

  董书记:我有两条期盼,第一希望国家对革命老区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在产业布局上给予倾斜,造血功能要增强,让他有蛋糕可分,第二就是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这些区域的保障能力,使最贫穷的这一部分人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学上、有病可看。

  廖书记:如果说期盼我有几句话,我记得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说了一句话,作为地方领导要认识两个,第一个认识省情,江西的省情要不断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的一个地区,发展始终要放在第一位。第二要认识民心,就是要关注民生,老百姓想什么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这样就能使得我们得民心。作为六省的一些官员们我们的一个重要企盼就是关注省情、关注民心。第二个重要期盼是中央政府一个是向中部、西部产业支持的转移是对中部、西部最大的支持,光靠财政收入一般的支持,和产业政策支持转移相差是很不一样的,整个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的投向转移,更多地关注在民生上,而不是几个投资项目,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应该重要地关注于民生的财政转移。

  汪教授:我有个期盼就是关于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应该是个根本问题,农民钱袋子鼓起来了,我们发展的瓶颈才能打开。

  主持人:在今天节目当中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这样一些探讨其实非常地热烈,也非常地精彩。我们想要说的是,其实收入是百姓生存之本,是民生之源,收入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百姓生活的质量。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广大劳动群众平等参与社会分配权益的基本保障。

  主持人:只有将蛋糕更多地分到百姓手中,分到有贡献的劳动者手中,从国家富强到国强民富的目标才能实现。

  主持人:好的,今天的2010中部六省广播电台全国“两会”联合报道直播节目“对话中部”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冯雷、辛迪代表中部六省广播电台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的到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同时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中部六省广播电台2010全国“两会”联合直播节目,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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