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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实验区实践经验汇编
毕节试验区:具有国际意义的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探索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来源:农村工作通讯浏览次数:发布时间:200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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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难忘而又宝贵的经历

——我所亲历的毕节试验区成立前后

      从毕节试验区成立的前后起,我便同它发生了密切的联系。21年悠悠岁月,我已不自觉地把贵州毕节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都同我的情感、我的思绪连在一起。毕节这两个字常使我注目、流连。

  1984年春夏之交,我应贵州省经委和电力部贵阳勘测设计院的约请,到贵阳作为期三周的讲学。在讲学结束后,我到省城以外的凯里等地参观,在路途中我首次看到了贵州农民的贫困状况。回到省城后,考虑到贵州省水力资源丰富,乌江干流和支流上可开发的水电资源点很多,我表示接受成为贵州省经济委员会的顾问,以关注和支持贵州省的水电建设和水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1986年初,我正式受聘贵州省经济委员会顾问。不久,受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委托,我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与代表贵州省政府的刘玉林副省长签署了双边的《关于开展智力支援工作的商谈纪要》,其中心内容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将贵州省作为智力支边的主要对象和重点,以全党的智力优势,开展以贵州全省为目标的智力支边活动。当时我同农工党贵州省委员会主委张超伦商议决定,首先在毕节地区的威宁自治县开始执行《纪要》,因为农工党省委在此之前就已经将该县选做智力支边的重点。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做了令人十分鼓舞的批示:“要感谢并欢迎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支援威宁县开发建设。希望威宁县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出需要技术支援的项目,并尽快落实。”在以后的两年中,由农工民主党中央派出由我带领的两批专家至贵州实施智力支边活动。

  1988年4月中旬,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简称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对拟向国务院申报的毕节试验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代表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表示接受邀请。

  于是,1988年5月20日至6月1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赴黔工作组”约20人,到毕节地区考察工作。短短的十余天,行程超过千余公里,走遍毕节的八县,使得大家对毕节的农村极度贫困、喀斯特石漠化与人口增速失控的严重状况有了初步的印象。当时的毕节全区人口已经达到576万余人,人口密度为215人/平方公里,高出全国一倍,其中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总人数为312.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5%。由于贫困,吃不饱肚子,到处陡坡开荒;很多地方已开到山顶,作为最重要的生态屏障的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耕地犹如“大字报”一样挂在大山上,全地区的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垦殖指数接近47%,激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毕节平均的土壤侵蚀模数每年每平方公里超过4900吨,加快了全区山地的石漠化进程。这种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伴随人口增速失控而越演越烈,且不说发展,就是生存也已经进入危机状态。

  在此次考察调研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当地农村那种广泛、深度的贫困状况。我至今也忘不了到贫困县威宁的考察。在威宁县城竟然找不到一所外观过得去的建筑物。为招待来宾住宿的旅馆,喝的开水是用厨房的大铁锅烧的;由于地处海拔2000米以上,90℃时水就已沸腾,浑黄的开水喝了以后,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拉稀。我们访问了马街村的一家农户,茅草屋只有门没有窗,家中既无炕也无床,人们都睡在一米见方的火塘四周。火塘中间烧树枝取暖,兼做炉灶烧些发青的土豆为食。挂在墙壁上的粗布衣服有如渔夫家的蓑衣,都是由好几件一丝丝的破衣服缝在一起的,这些衣服估计都有几十年的穿用历史,就是做抹布都不好用。这是一个赤贫如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的农民之家,全家的财产放在城里总价值为零,在当地也就十几或几十元。像这样的家庭在村里到处可见。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村里,穿着破衣烂衫,成群结队,像看星外来客一样看着我们这些坐汽车从外地来村里访问的外来人……

  考察结束后,在省城由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了个座谈会。在会上,我讲了在威宁县马街村的经历和感受,并对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超限增长的严重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得到胡锦涛同志的赞同。回京后,工作组拟制了考察报告,并以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与全国工商联的名义表示完全赞同贵州省委、省政府建立毕节试验区的决定,并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国办通(1988)28号文下达了正式批复同意贵州省《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求》,并明确指出,请求中央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由贵州省同国家有关部门具体商定。此后毕节试验区开始了长达21年的征程。我和我们专家顾问组的朋友们也相继踏上这一征程。

  1988年9月下旬,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以覃绍德为团长,由省、地两级干部组成的毕节试验区赴京汇报团,向国务院与有关部委汇报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并请求解决试验区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问题。同时,还请求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专家赴毕节指导试验区规划的制定。1988年12月7日至13日,我带领专家工作组,在省政协副主席汪福清的陪同下到毕节帮助制定试验区规划。讨论规划时,我强调,毕节既然已批建试验区,那么就不能只考虑区域内贫困农民的脱贫问题,必须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密切结合起来制定规划。必须把规划内容贴近实际,必须由各种项目来支撑规划。此外,毕节试验区的建立其根本目的是改善生存条件,促进超常规的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全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无论开发扶贫,还是生态建设,都是无法最终获得成功的。因此,必须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试验区发展规划。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经过四易其稿,于1989年4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论证会通过。《规划》全部包括: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能源与交通建设》、《地方工业与乡镇企业》、《人口控制与智力开发》、《科学技术发展》等五个子规划。这是一个1988-2000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在论证会上,我对《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基本结构、指导思想、措施和启动项目等做了概要的介绍,并指出:“整个规划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符合毕节实际,有较强的科学性,是可行的。”这个结论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在论证会纪要中则着重指出:“规划的实施,其意义决不仅仅在于解决毕节地区57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对贵州乃至整个岩溶贫困地区改变面貌、治穷致富、改善生态、振兴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这一句话包括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指出试验区将为探索发展新路子做贡献。

  规划制定之后,首先要想到执行问题。我认为要执行好规划,一要使规划得到省政府和地方人大的通过做为保证;二民主党派要参与规划的实施,根据规划要求,进行智力支援。为此,我在论证会之后立即起草了一封正式信件给毕节地区专员,建议成立一个长期关注毕节试验区、帮助实施规划的顾问组。这一建议被毕节地区的领导采纳。随后,统战部要求,由我负责第一届顾问组的筹建工作。

  我接到任务后,开始考虑毕节试验区第一届顾问组的筹建工作;首先确定顾问组成员的条件。其次,制定了顾问组的工作条例。顾问的条件是:民主党派热心于智力支边的高级科技人才,具有正教授或相应职称,在行业中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应当说,这个条件在当时是十分苛刻的。因为1989年全国的正教授不到万人,且大多数年事已高。我所在的学校像我这样50岁的教授只有两名。因此,人选颇受周折。最后一次协商会是在农工民主党中央会议室进行的,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智力支边的部门领导到会,共同商量并决定这个专家顾问组的构成和工作条例。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担任毕节试验区第一届专家顾问组的组长,由我担任常务副组长,会后又增加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继珂为副组长。

  1989年9月20日在国家民委会议室召开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支援贵州省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实施顾问组”,即毕节试验区第一届专家顾问组成立会议。中央统战部万绍芬副部长与国家民委张竹副主任代表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做了简短的致辞,并向各位顾问组成员发了正式聘书。从此,这个在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领导下,受聘于毕节试验区,由各民主党派成员组成的高水平的专家顾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20多年连续不断的对毕节试验区的智力支边工作,成为助推毕节试验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1990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在毕节洪山宾馆召开毕节试验区第二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万绍芬、张竹、杨雍哲、南屏、李赣骝、叶宝珊等同志,毕节试验区第一届专家顾问组由我带领也参加了会议。省里除省长王朝文、常务副省长张树魁主持会议外,还有省顾委主任苏钢、副主任何仁仲、省人大副主任乔学珩、省委统战部长王思明等一大批领导同志参加。本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通过毕节地区根据《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制定的1990—1992起步阶段的实施方案。

  在此次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杨雍哲同志发表了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讲话;首次提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提出是贵州的一大创造,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

  在此次会议上,我代表顾问组对实施方案进行了评价,并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态,感谢毕节人民给我和专家顾问组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一定不负众望,把工作做好。

  在此次会议上,我强调了要尽早着手建立地、县、乡三级项目库,做好迎接大型国家项目的前期准备。那时,毕节地区缺乏关于项目的科学管理知识,规划中的项目缺少论证资料。考虑这种情况,我回到北京后立即找到农业部项目管理培训班的领导,请求他们派项目管理方面的专家到毕节组织培训。不久,由贾慧茹等四位项目管理方面的专家到毕节作为期10天的讲学,许多地、县两级的领导和专业干部参加了培训。应当说这一带有启蒙性质的项目管理培训,为毕节上项目、上好项目、管理好项目,提供了必要的前期准备。

  (作者:常近时 作者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常务副组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村工作通讯》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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